唐高宗李治，太宗第九子，母亲长孙皇后，与废太子李承乾乃一母同胞，始封晋王。贞观七年，遥领并州都督。
唐太宗在位期间，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之中。当时，是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之间为了太子之位，各树朋党，相互倾轧，而不是《贞观长歌》中所演义的承乾和吴王李恪之间的权力斗争。最终，废掉长子承乾、贬黜四子魏王泰，在外戚、元老重臣长孙无忌“固欲立晋王”的情势下，太宗立了连自己都认为“懦，恐不能守社稷”的九子李治为皇太子。接着，他又为这个未来的朝廷作了精心的安排，形成以“元舅”长孙无忌为主要支柱的最高决策核心。贞观二十三年（公元649年）五月，太宗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长孙无忌、褚遂良，以为只要这两个人“尽诚辅佐”，便可以“永保宗社”。同年六月，皇太子李治即帝位，是为高宗。
然而，太宗、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，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发展，相反，演变出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结果，因为，他们认为懦弱的高宗其实并不懦弱。
高宗即位后，改元永徽，共6年，即公元650—655年。在永徽年间，由于高宗登基未久，所以长孙无忌便“以元舅辅政，凡有所言，上（高宗）无不嘉纳。”太宗贞观年间的政策，大体沿袭下来。
高宗即位后，能够体恤百姓疾苦，虚心纳谏，勤于政事。在太宗《帝范》的训导下，在元老重臣们的辅佐下，高宗大抵因循着太宗后期的遗训：“汝无我之功勤，而承我之富贵，竭力为善，则国家仅安。”因而，司马光概括道：“永徽之政，百姓阜安，有贞观遗风。”
永徽年间，朝政基本上由国舅长孙无忌把持。太宗晚年，健在的开国元勋已经不多。长孙无忌的双重身份使其威权日隆，大有左右朝政之势，以至太宗在决定立太子问题上都得遵从他的意愿。为巩固既得权益，扶植一个懦弱而便于控制的外甥当皇帝，当然会更有利于自己操纵权柄，这就是长孙无忌“固欲立晋王”的真实意图。太宗虽然看出李治的懦弱性格，对他并不很放心，因此特意为其留下一部《帝范》。然而，书中却“无一言及此以警策之”。结果，仅仅永徽的6年间，长孙无忌“以元舅辅政”，便露出种种“弄权”的迹象，甚至不惜制造冤案。
永徽四年(653)，房遗爱、荆王李元景及吴王李恪等谋反。事发，遗爱被杀，元景、恪及高阳公主等均赐死。而吴王李恪之死，其实就是长孙无忌制造的一起冤案。
本章未完(1/2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