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圣阶分析说，核材料在浇铸时出现气泡，说明它可能密度不够，质地疏松.周秩让姜圣阶赶快拿个主意。姜圣阶想了想，说：“国际上没有一点核材料冶炼方面的报道资料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反复进行浇铸实验，一直到消除这个气泡。重新回炉吧！”
然而，数次回炉实验，还是无法消除气泡。铀部件上有气泡，是原子弹最忌讳的问题之一，因为它上面有气泡，就有可能影响到聚焦，从而发生不可预知的后果！
到这时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，只欠铸件上消除气泡这样一个最后的技术难关了。但是，十几天过去，每天一炉，每一次都有大小不同的气泡，原因始终查不出来。气泡像个幽灵一样，困扰着人们。姜圣阶急得吃不下，睡不着，眼睛都熬红了。后来变为一天两炉甚至三炉，气泡还是无法消除，工人们三班倒，车间主任祝麟芳却是连轴转，直到有一天因疲劳过度晕倒在车间，人们把他抬到医院，他输了几次液，刚清醒过来，就又趁着医生护士不注意，偷偷溜出医院，搭一辆便车回到几十公里外的车间。
20多天过去了，气泡成了眼前最大的拦路虎。有人怀疑铀-235质量有问题，有人怀疑铸模有问题。
事情报到二机部，刘杰把副部长钱三强、袁成隆叫来一块商量办法。钱三强说，兰州生产的铀-235，只够两颗原子弹用的，几万人忙碌了几年，就拿出这么点东西，怀疑也没用了，难道要他们重新生产铀-235？不可能！只能在铸造工艺上想办法。
商量的结果是，部里派袁成隆和部总工程师张沛霖火速赶往玉门，和姜圣阶他们一起攻关。
总工程师张沛霖原来曾设想1964年春节前攻下“气泡”关，离开北京时，他与在沈阳工作的妻子相约，春节在北京团聚。春节到了，妻子来到北京，可张沛霖还在玉门厂里组织攻关，春节肯定回不去了。而这时他们夫妻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，刘杰出于关心，决定派人把他妻子送到厂里来，他考虑到工作紧张以及保密等原因，当即表示不能这样做，他给妻子挂电话，想说明一下情况，妻子没等他说完，就说：“你根本用不着打这个电话，我知道你忙，我早考虑好了，在姐姐家住几天，过完节就回沈阳。”
张沛霖和厂里的同志在冶炼炉前度过了除夕之夜。
大家集思广益，形成了七个方案，不断改进，经过一百多次持续不断的实验，终于在1964年3月底，消除了气泡。消息报到二机部，人们心中的这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，人人高兴万分。
84．这是我们的命根子，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，核部件的铸造技术过关之后，任务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，还有最后的一关对铀部件进行切削加工，使之达到原子弹设计上要求的几何形状和尺寸、重量等方面的要求和光洁度要求。
1961年，二机部派人来到汽车底盘厂，说是选派技术好的车工，到二机部所属企业工作，他们多方考察，选中了两个人。但那两人听说要去大西北的戈壁滩，怎么也不愿意离开上海，据说为此还受了处分。这个时候，有个叫原公浦的年轻车工主动去报名，说：“我愿意去！”
原公浦二十几岁就已经是六级车工了，技术上也很过硬。厂里考察之后，同意他去。当时他刚结婚不久，他回家一说，老婆还没说什么，岳母先不干了，她两个儿子都在外地，说你又要把我女儿弄走啊！原公浦说她不走，就我一个人去，已经定了。
虽然家里人都想不通，但也没再阻拦他。
他那时根本不知道此去到底干什么，只是感觉到国家需要人，就报名了。来到玉门的车工一共有五个人，是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。每天，他们五人站在五台特种车床前，穿着笨重的洁白防护服，戴着特制的大口罩，双手套着特制的长筒ru胶手套，聚精会神地操作车床，对一个半球形状的钢球进行切削，一丝一丝的钢丝，掉落进切屑盘内……
他们每人脚边的大木箱子里，堆着一些切削过的钢球。
有一天，总工程师姜圣阶来了，随着一声哨子响，他们五人都关了车床，摘下口罩，脱下手套。虽然是严冬，但他们一个个都是热汗淋漓，气喘吁吁。五个人围过来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终于，原公浦鼓起勇气道：“姜总工程师，我们想知道，我们整天练这个，到底要做什么？”
姜圣阶说：“调你们来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，但现在不能说。等你们技艺纯熟到家，每人切削过的钢球，装满了那个大木箱子，我再告诉你们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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