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3．这个要紧时候，个人受点委屈，不算什么然而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1957年的‘反右派’运动，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大冲击。从那以后，在‘左’的思潮重压下，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有越来越低下的趋势，不少人心有怨气，顾虑重重。政治上的不被信任，也许才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心病。
那段时间，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头人，也受到怀疑，他本人受到不少委屈。
早在1958年2月，二机部党组就集中批了钱三强三天，主要批他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言论，一是他“站在科学家一面，不站在党的一面”，“实则站在资产阶级科学工作者立场”，二是“错误地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”，三是说过“部里有衙门作风，办事效率低，派头大”等等。
对钱三强很了解的张劲夫，后来在评价钱三强时说：他书生气太重，说话太直，有时脾气过于暴躁，容易得罪人。张劲夫说他是“科学家可爱的书生气”、但“书生气比官僚气要好得多”。
对于一系列莫须有的“上纲”，钱三强心里想不通，精神上承受很大压力，心情一直是压抑的，常常彻夜失眠，然而早晨一起床，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，该干什么还是去干什么，他顶着压力，把自己该做的都做了。因为他知道，自己处于特殊位置，肩负特殊使命，只有忍辱负重，义无反顾。
一天，保卫部门的人又来找钱三强，向他调查两件事情，一是1959年9月，他到苏联访问期间，多次到库尔恰托夫家里拜访，当时，他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？都谈了些什么？二是苏联专家撤走前，据反映，他单独用法语和列捷涅夫交谈，为什么不带翻译？都说列捷涅夫是哑巴和尚，可为什么和他侃侃而谈？都谈了些什么？
钱三强生气地说：“好，我如实告诉你们，我和库尔恰托夫、列捷涅夫谈的都是技术问题，说了你们也不懂。至于不报告，我是代表团团长，就是领导，还能向谁报告？我的回答就是这些。同志，我真的很忙，请不要无缘无故Lang费我的时间。”
钱三强站起来，做出送客的样子。保卫人员不悦地站起来，走了。
有一天，王淦昌见到钱三强，二人聊了一会，钱三强告辞走了，王淦昌突然发现他的后背明显弯曲了。
王淦昌感慨地说：“三强比我小6岁，怎么他的背就驼了呢？”
在政治上，钱三强越来越不被信任。他的职务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的所长、党委书记，可是，部里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就宣布他由兼职书记改任副书记，所领导排名也由第一降到第三。他的夫人何泽慧看出了端睨，问他为什么会这样。他反问她：“你在乎这个吗？”
何泽慧说：“我才不在乎呢！说真的，我早就希望你辞掉所有的官衔，沉下心来搞具体的科研工作，像咱们老师约里奥?居里夫妇那样。难道不好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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